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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给母亲的爱

说说 时间:2020-08-17 08:25:55

我们都爱自己的母亲,可是,如果我们的母亲走了,我想知道,我们该怎么办呢?我的意思是,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继续我们的爱呢?母亲去世后,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不断地往母亲的墓地跑,我把母亲的墓地看作是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家。但是,这墓地真是母亲的家吗?如果是,那我真不愿意。因为,这地方太荒芜了,尽管这景象极度吻合我母亲的命运。可如果不是,那又在哪里呢?还在我们的家里吗?父母住了几十年的老家,早已被拆了。我每回回老家,只能站在厂房外面,寻找回家的感觉。机器的轰鸣与嘈杂,显然会令母亲烦厌,即使这是她住了几十年的家,她也会逃离。但父母的遗像却一直在我的书房里。这样,每一个日子我就都能够同他们在一起了。但他们真的同我在一起了吗?如果真的在一起了,那墓地呢?还要那墓地作什么?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,我只能继续寻找。一个人无论怎样爱他的母亲(当然,也包括父亲),都很难在双亲过世后还能够继续表达、奉献他的爱。这想法对吗?人都不在了,还怎么爱呢?是的,的确是这个样子的。要爱,也只能在双亲健在时去爱,去尽孝。可当双亲健在时,我们这些做儿女的,却并没有真正地做到过尽孝。不是我们不孝,而是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,我们很年轻,父母很健康。我们理解的尽孝,只在当父母身体有了病,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,才是我们尽孝的时候。可哪里知道,绝大多数的父母并不给我们这个机会。我父母的身体,说不上强健,但表面上却说得过去。几乎没有任何兆侯,他们就扔下了儿女,远走了。尤其我母亲,喝下父亲端给她的一碗水,就别了人间。从此,我不再认为来日方长了;从此,我知道了,孝敬父母不能等他们病了,不能等他们老得不能动弹了。父母有时不给我们这个机会。不给我们这个机会,就会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再也活不踏实了,再也活不安宁了。倘一直这么着倒还好,可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问题会比这个要严重,很快地,你便会发现,你的心不再是踏不踏实、安不安宁了,而是满腔的愧疚,甚至于无尽的哀伤。这样的心情会像魔鬼一样纠缠着你,直至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也就是说,当父母不给我们这个机会后,尽管我们还活着,可我们再也感受不到生之乐趣了。更要命的是,不给我们这个机会后,我们的生活,我们的生存,便只有煎熬这两个字了。我一直试图给我母亲一点爱。但我知道,去墓地并不是爱,即使是爱,也非我想表达的那种爱。至于书房里的遗像,那只是一种念想,什么也说明不了,什么也表达不了。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,我购买了一本书,一本曾被苏联当局逮捕过的书,书名叫《生活与命运》,作者叫瓦西里·格罗斯曼。这本书太厚了,将近900页。我看得很慢,经常翻上几页就放下。不是我“怠慢”这本书,而是我不想把这本书一口气读完。一定让人觉得好奇——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的确有一点奇。奇在何处呢?奇在作者的这本书是献给他的母亲的。在《生活与命运》一书的扉页上,瓦西里·格罗斯曼这样写道: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叶卡捷琳娜·萨韦列夫娜·格罗斯曼母亲走了,格罗斯曼告诉我们,还可以给母亲写信,还可以写文章,写小说,把母亲写在里面,让母亲与你的作品同在。你还可以像格罗斯曼一样,把你最满意的作品献给你的母亲。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自己的母亲,这想法我早就有了,可惜,我没敢这么做。不为别的,只为自己的作品不够格,没那个层次。我怕献给母亲,会让母亲不乐意。尽管母亲不识字,可我知道,我不满意的东西,她必也不满意。二〇一六年八、九月间,承蒙北京的一个好友推介,我的《中国人三部曲》被九州出版社一编辑收下。看完书稿,他认为可以出,只需要调整极个别地方,不会大删。我高兴极了,认为出版终于有了希望。可几个月过去了,这哥们始终不提出版的事,我一再催促,他要么不回复,要么就说在外头旅游。忍到年底,我不想再忍了,便直接问他出还是不出?他回答:“出!”要我把简介、后记等一干东西发给他。这时我才想起,这部书我是准备献给我母亲的,可我母亲的名字怎么也不能叫张沈氏吧。那母亲叫什么名字呢?这事把我难住了,也非常令我内疚:我怎么就没想过母亲的名字呢?母亲生在旧中国,活在新中国,可她的名字无疑还是旧中国的。为什么旧中国的东西到了新中国还不改变呢?是新中国并不关心人的姓名,还是我们做儿女的没尽到责任?我有三个舅舅,都不在人世了。三个舅舅家共有七个表哥,我一家一家去找,一个一个去问,他们都感到奇怪。在他们看来,人都不在了,还打听名字,有什么意义呢!大舅、三舅家的表哥都摇头,只有二舅家的大表哥,说他有印象——说是我二舅在世时,一次无意间说到了我母亲的名字。大表哥管我母亲叫小姑。“小姑的名字叫沈道蕴。”表哥肯定地说。我说,这名字应该是挺有文化的人给起的啊!表哥头一梗,说:“呦嗬,难道你不知道,你外公不仅是个大财主,还是个文化人?你外公为人仗义,每逢过年,他都要给四邻八舍免费写春联,写好了带着你三个舅舅,和小姑一家一家送。”我说:“你确定?”表哥说:“瞧你说的,我记性好着呢!”“沈道蕴!”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嘴里念叨着。这名字好听!这名字也好陌生!找到母亲的名字,我无比欢欣。真好比我做了一件大事似的,真好比我那命运多舛的书,终于要出版了!当我把出版社需要的东西准备停当,发给那个编辑时,他又没了影踪。一周后,我接到他发来的一条微信:“抱歉!你的书稿没有通过。请另投他处。”过了几天,又发来一条微信:“若同意撤掉20篇左右的文章,还可以再通融。”不消说,出版的事又黄了。因为,他知道,在处理我的文稿这件事情上,没有通融的余地。——撤掉20篇,是我无法接受的。20篇文章再无价值,我也不会轻易扔掉它。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的姓名会与他(她)的命运相连。谁能从沈道蕴或张沈氏这个名字,看出她的命运来呢?但我不得不说,我母亲的命运太令人心酸。这也正是我每每想到母亲,每每看到她那张遗像,我都会难以抑制自己的眼泪之所在。“她走得太突然,她没给我机会”,这是我常在心里讲的一句话。这句话只有我听得到,我相信母亲也能听得到。我没有在她的忌日里给她写信,但自她走了以后,我一直没有停下手中这支笔。世上很难有人相信,我写的每一篇文字,都是献给我母亲的。我经常会在写完一篇文章后,哪怕是深夜,我也会在母亲的遗像前燃一炷香,我会看着这炷香燃尽,才给母亲鞠躬。格罗斯曼在信中说:“亲爱的妈妈,我就是你,只要我活着,你也就活着。我死以后,你还会继续活在这本书里。……”我没有格罗斯曼这样的信心,我不敢说,我死以后,我的母亲还会继续活在我的书里。但我可以做到的是,亲爱的妈妈,我就是你,只要我活着,你也就活着。曾经,对于命运,我是如此地不屑。可是,今天,我想对母亲说,亲爱的妈妈,儿子信了。不仅信,而且我怀疑命运像传染病,会传染。你的命运,就是我的命运;你的命运,也成了我的命运,甚至成了我孩子的命运。现在,我已经彻底地不关心我那几本小书能否出版的“命运”了,如同我早已不再关心我自己的命运一样。我现在只有一个心念,这个心念就是:我能给母亲做点什么呢?以前没想过,现在想了,觉得也很简单,就写点文字吧,一并把母亲的命运也写进我的文字里——只是,这是不是爱呢?这算不算爱呢?母亲,你在的时候,很少跟我们兄弟姊妹提及外公、外婆。你不提及,与我的祖母有关。在祖母看来,大人不宜跟孩子讲已逝的人,哪怕是亲人。老实说,我真没想过,我会在你过世后,开始寻找外公、外婆的墓地。当我第一眼看到外公、外婆的墓地时,我没有悲伤,有的是欢愉。你知道为何吗?原来,外公、外婆的墓地,与你近在咫尺啊!我的欢愉还在于,你跟我讲过,你说,听老辈的人讲,女人过世后会回到父母的怀抱。如果真是这样,难道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吗?现在每逢节日,我都要给外公、外婆烧纸,母亲!你可知这是为何?仅仅是出于孝,出于对外公、外婆的感恩吗?不,不完全是。我真正的想法,乃是我愿意相信你已经回到了外公、外婆的怀抱。你是外公、外婆唯一的女儿,当然,你也是我唯一的母亲。母亲!真有来世的话,我希望你还回到我们家来,我还做你的儿子。母亲!真有另一个世界的话,我希望我能回到你的身边,继续做你的儿子。至于现在,我最渴望的,就是你能回到外公、外婆的怀抱,在二老膝前蹦蹦跳跳,享受做女儿的欢心!如有可能,在我去见你的时候,我希望你能跟外公、外婆说:“这是我的儿子”!母亲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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